我所知道的2016年物理学诺奖得主戴维•索利斯（David J. Thouless）

作者： 潘国驹

(David J. Thouless, 照片出自Nobelprize.org)

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日前揭晓，三位英美科学家戴维·索利斯（David J.  Thouless）、霍尔丹（Duncan M. Haldane）和科斯特利兹（J. Michael Kosterlitz）获奖。获奖理由是“理论发现拓扑相变和拓扑相物质”。其中，戴维·索利斯独享一半奖金。

令人遗憾的是，这个奖对戴维·索利斯来说，显得迟了些，因为他得了轻微的老年痴呆症。七年前，“光纤之父”高锟（Charles Kuen Kao）获得诺奖时，同样也得了老年痴呆症。难免令人唏嘘。

戴维·索利斯曾在1965年至1978年间担任伯明翰大学数学物理学教授，是汉斯·贝特(Hans Bethe) 和鲁道夫· 佩尔斯(R.E.Peierls)的弟子，他最重要的工作包括获得诺奖的工作都是在伯明翰时期做的。他是我的老师,也是好友,我和他有过较为密切的交往，当时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物理学天才，并且是一个谦虚好学的绅士。在和他当年的交往以及后来的联系中，我觉得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关注，而这些特点和杨振宁很相似。

首先，他和杨振宁一样，虽然是一个物理学家，但都非常重视数学，有很扎实的数学基础。杨振宁家学渊源，父亲杨武之就是著名的数学家，另外，杨振宁和数学大师陈省身也有着密切的友情，这些都是“助缘”。 戴维·索利斯有很强的数学天分，这对他后来的物理研究非常有用。因为拓扑学（Topology）原本是现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分支，研究物体在连续变形下不变的性质，但后来逐渐渗透到整个量子物理学领域，成为研究分析物质世界连续性和连通性的重要数学方法。我认为，如果没有扎实的数学基础，他是不可能取得这般成就的。

其次，他在研究上不跟风，不随波逐流，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。这一点，我觉得非常重要。

第三，他非常重视实验结果，这一点和杨振宁很像。任何理论都离不开实验。杨振宁曾追随美国物理学家费米 （E. Fermi）。他本来想跟费米做实验物理学的研究，可是那个时候费米的实验室在阿贡(Argonne)，当时是保密的，杨振宁不能进入。所以费米推荐他先跟泰勒（E. Teller）做理论工作。尽管杨振宁后来与实验物理无缘，但他内心是重视实验物理的。戴维·索利斯也是这样，心里一直挂着实验物理这一块。

第四，戴维·索利斯非常好学，对新事物永远充满兴趣，与他专业无关的研讨会，他总是去听，他想了解其他科学领域的最新动态。当然，他是人，不是神，不可能什么都懂，有时候他老实地对我说：“听不懂。”　听不懂，这三个字给我很大启发，很多事物都是从“不懂”到“懂得”。

第五，我在伯明翰大学期间，就发觉他是异常勤奋的人，工作到最后的人总是他。他是一个典型的谦谦君子，讷于言而敏于行，他上课的口才不怎样，但乐于私下聊天。所以，“下午茶”时间，就是我们交流的最好时段，我在“下午茶”时间段，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。

杨振宁教授是索利斯的偶像之一。2007年10月31日至11月3日，我们在新加坡举办庆祝杨振宁八十五岁生日学术会议的时候，戴维·索利斯特地前来参加，做了一篇题为“拓扑量子数和物质相变”的学术报告，深受欢迎。此外，他也亲自撰写和参与编辑了两本由新加坡出版的高水准的著作《40 Years of Berezinskii–Kosterlitz–Thouless Theory》（贝雷津斯基理论40年）、《Topological Quantum Numbers in Nonrelativistic Physics》（非相对论物理中的拓扑量子数）。这两本书他花了很多心血，也成为了科学专著的重要作品，他此次获颁诺奖，更加提升了这两本著作的权威性。

现在的青少年很多接受的都是应试教育，戴维·索利斯做学问、搞科研的一些独特作风，值得我们的青少年细心体会，努力学习。

（编者注：本文发表于2016年10月12日的《联合早报》。经作者同意转载。潘国驹教授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所长，他也是北京大学新加坡校友会顾问。 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）